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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非母语制作电影不是最大的问题

第23届上海国际电影节的最后一项官方活动“是枝裕和导演大师班”于8月2日举行,与日本是枝裕和进行了视频直播。

现场有人问是枝裕和,随着年龄的增长和家庭的变化,他的创作会有什么变化?是枝裕和说,“16年前,我从儿童的角度拍摄。当我的父母去世并有了孩子,我完成了从孩子的角度到父母的角度的转变。我不是故意改变的。随着年龄和生活的变化,拍摄角度的变化也是一个非常有趣的变化。”

当她快要60岁的时候,是枝裕和说她不知道她的创作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我不知道我60岁的时候会做什么样的工作,我也没有考虑过用10年的时间来改变我的工作。”改变的机会不仅仅是年龄,而是从主题上有意改变的是,它可能越来越倾向于拍摄某个时期的社会话题,而不是以前家里的话题。从《第三次嫌疑人》开始,它可能会更加关注社会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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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对整个世界影响最大的无疑是今年以来在全世界蔓延的新型冠状病毒疫情。根据是枝裕和的说法,“我不知道它会对世界产生什么新的影响。”就我而言,拍摄受到影响,所以我可能不得不考虑将来如何与新型冠状病毒的爆发共存。我慢慢消化发生的事情。直到现在,我还没有完全消化2011年日本地震。我现在希望用我的作品来表达我的眼睛无法感知的变化,我也希望用我的作品来表达公众不容易看到的东西。”

面对这种流行病,日本电影业的许多导演开始尝试拍摄远程电影。然而,是枝裕和没有做出这样的尝试。“从电影到音乐和电视,每个人都有新的尝试,这很有趣。至于我是否会做些不同的事情?我不会的。”至于如何应对疫情爆发前的影响,是枝裕和说,“当我自己思考问题时,我不习惯思考该怎么做。我自己在电影和电影院长大。无论是作为一个电影制作人还是一个简单的人,我都想以报恩的心态参加这次活动。我们有电影制作人、电影院和观众。有了观众,我们就有了电影制作人。作为这个循环的一员,如何保持这个循环是非常重要的。”

是枝裕和说,在写剧本的时候,他心里有时会有清晰的人物形象吗?“的确,当我写作时,我首先有了演员的想法,并根据他的感受来写剧本。但有时我会试镜。选择一个角色后,我会听他的声音,通过他的声音勾画出图像。我是一个和演员一起去发现作品的特点,一起探索和创作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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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是枝裕和的许多作品中,儿童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但他仍然认为,每次给儿童拍照,都有新的挑战。“每个孩子都有不同的个性,所以每个挑战都是不同的。例如,拍摄《小偷家族》时,故事中最年轻的女孩送她回家。她不想回家,所以她不得不阻止它。但是当她这么做的时候,小女孩生气了,说她不会开枪。我认为等待是最重要的。孩子们必须等着开枪。那天早上我们在拍摄。后来,我们请她和她妈妈出去散步。当她回来时,她愿意开枪。那是下午。因此,射击儿童不是一种天赋,但它不能等待。”

近10年来,树木希林一直是是枝裕和非常重要的合作伙伴。在是枝裕和看来,这段时间他们合作了很多电影。“她是我工作中不可缺少的伙伴。如何说出她在我心中是什么样的人,很难用语言来表达。她在工作中是一个严格的人。如果你有任何懈怠,她会马上看穿的。我不想让她说我不想和这个导演合作,所以我每天都很努力地战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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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人会把是枝裕和制作纪录片的经历与他创作的故事片联系起来,但是枝裕和认为这不合适。“我不认为我应该把拍纪录片和拍电影直接联系起来。许多导演制作了纪录片、戏剧电影和科幻电影。制作纪录片的好处是,通过制作纪录片,我发现我在脑海中描绘的东西远不如现实世界和人物,而且要复杂得多。这是拍摄纪录片给我带来的好处。将来拍一部新的纪录片也不是不可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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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就创作风格而言,是枝裕和目前的故事片仍有一些纪实风格。根据他的说法,“就分类而言,就方向性而言,更有纪实感。”纪录片是通过镜头捕捉和发现一些新事物。照相机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发现工具。对我来说,这是一件非常舒适和愉快的事情。通过与演员交流来塑造角色是我的风格。与其让他们在我脑海中扮演角色,我更喜欢和演员一起创作。也许这就是纪录片拍摄的敌人,但我非常喜欢这种方式。”

在创作《步履不停》这样的电影时,是枝裕和也会同时创作小说。是枝裕和说,事实上,先是电影,然后是小说。“这就像我的第二部戏剧《小偷家族》,因为从拍摄到这部电影上映之间有很长一段时间,在此期间它被写成了一部小说。一般来说,先看电影。每当有人问我是否想写小说,我都会写,因为我喜欢书的形式。但如果将来可能的话,这种情况不会发生,因为这非常困难(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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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个曾经以作家为目标的导演,是枝裕和说:“如果让我来谈谈电影和文学作品之间的关系,有两件简单的事情是不清楚的。大部分都是我自己写的,然后自己拍的。最近,我越来越追求这种方式。我想所有的作家、音乐家和画家都希望他们的作品能塑造一种世界观。我拍电影已经25年了,如果我能写,我会尽力自己写。作为这样一个人,当描绘自己的世界观时,它将在25年后形成一个框架。每个人都想突破自己的界限。如果他们有机会接触新的形式,他们可能会形成与他们自己的感觉完全不同的新尝试。如果文学作品中有一些新的尝试,这也是一个与自己形成冲突的好机会。如果有这样一部好的文学作品,也一定会尝试的。”

然而,由于忙于电影创作,是枝裕和没有时间阅读。他说:“在过去的10年里,阅读基本上被搁置了。我可能读了所有与电影相关的参考资料,我不太读我最喜欢的作品。我感到非常抱歉。有时我在亚马逊上买一些书,我没有时间去读。这里有一些未读的书。(它们都是非小说作品,包括《下一站,天国》和与丧服相关的书籍。)我特别喜欢恐龙,我喜欢挖掘化石。我最近有时间关注新型冠状病毒的爆发。我真的用铲子挖出了化石。”

在2018年赢得金棕榈奖后,是枝裕和的新片《恐龙的发现》逐渐在全球上映。然而,他说,并不是因为他赢得了金棕榈奖,他才有这个国际合作的机会。“《真相》的拍摄开始于2015年和2016年,三年后才获得金棕榈奖。所以我先得了《真相》,然后得了金棕榈奖。不是因为金棕榈,我才有机会拍摄《真相》。如果获奖对我有任何影响,那可能是拍摄计划和新作品的突破。这正是我所期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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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相》是是枝裕和第一次完全在海外拍摄。拍摄本身并不是最困难的。他认为:“在过去,我通过与裴斗娜和李屏宾的合作积累了很好的经验。这次,《真相》是用这三个国家的语言拍摄的。与语言相比,同样的世界观更重要。拍摄前,我确实和导演李安和冯俊豪谈过用非母语拍摄的困难。他们都说这不是问题,他们非常乐观。是导演欧蓉推动我去法国拍电影。他总是告诉我,用非母语制作电影不是最大的问题,但最大的问题是编辑。我在编辑时真的遇到了一个很大的瓶颈。”

谈到在法国拍摄的感受,是枝裕和说:“法国电影更重要的是日常感受,这是我们日常生活的延伸。”街上到处都有电影院。去看电影也是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当日本电影被拍摄时,它真的感觉像一个大活动。如果你想一起吃饭,一起生活,甚至剥夺你一定量的睡眠,它可能有它自己的乐趣。《真相》因为有德纳夫女士在场,她坚持每天只拍8个小时,所以我们绝对可以在晚上之前拍完,然后晚上自己回家吃饭。我们的一名员工是单身母亲。拍完戏后,她可以去幼儿园接孩子,过她的日常生活。我希望这种射击在日本成为可能,我希望日本今后能够越来越接近法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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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枝裕和认为法国非常重视电影,这可能会吸引很多外国导演来法国拍摄。“法国有这样的制度,外国董事也可以接受政府分配的补贴预算。法国的电影意识非常成熟,我相信很多电影人都能感受到法国的魅力。”

在中国,是枝裕和也希望与黄海合作。“《真相》在中国上映时,张海告诉黄海,他的海报做得很好。如果有机会,我希望和他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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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是枝裕和的工作室还签下了许多新导演。在许多人眼里,这是是枝裕和在帮助和培养他们。是枝裕和说:“在日本,从事这方面工作的电影导演并不多,日本也没有完整的教育体系。”我出生在电视行业。董事有助理。当我帮忙的时候,助手会成长。就像一根指挥棒,我只是拿着它继续,没什么特别的。这部电影有一个产业循环。当我不在的时候,我会考虑如何进一步加强这个循环。所以我认为有必要传承一些传统。尤其是最近10年,我不能说是为了培养下一代,但因为培养我的老一代人都走了,谁来做呢?我现在心中一半的想法是传递我自己的东西。我的另一半想法是,有许多优秀的年轻人可以带来新的刺激。与其从他们那里得到什么,不如说我给了他们什么。”

为什么所有的女孩都签合同?是枝裕和说:“像广濑奈奈子女士一样,他们曾经是我的助手。她们都是女孩,这与我对父权制社会的抵制无关,只是因为她们写的东西都很优秀,而且所有优秀的都是女孩。我情不自禁。男孩们欢呼(大笑)。今年,男导演佐藤拍了一部电影,今年他也入围了圣巴斯蒂安的主要竞赛单元。很难找到一个男孩,我非常珍惜。(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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